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