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徐无鬼篇》一段：“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垭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其垭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石匠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常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语言之矣”。鼻端一点白粉，抡起斧头砍去，白粉去而鼻不受伤，这是匠石技术高超。但也需要有郢人那样沉着的对象跟他合作才行。郢人已死，匠石技术就无从施展了。庄子善讲道理，但惠子一死，他就失去了辩论的对象，于是无限感伤。旨在说理，却似叙事，似叙事，又抒情，兼而有之。而且情在理中，不言而喻。寥寥数语，一篇《思旧赋》跃然纸上，说理抒情相辅相成、完美统一。

　　清代某些学者写文章，往往只要考据而不要辞章，只要科学性而不要感染力。这种文风影响了后来一批人。但顾亭林、全谢山的著作以及章太炎早期著作就不尽如此，鲁迅更不是这样。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哪怕一篇序文，两句感叹，也是热情洋溢的。噢，还有毛泽东，他在谈自己的情感变化时，感情深厚，说来娓娓动听，如话家常。他们的文章，是应该仔细揣摩、认真体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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