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 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 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 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 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 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 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 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 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 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 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 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 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 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 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 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 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 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 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 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 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 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 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 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 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 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 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 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 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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