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 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 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 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爱玲和发表 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 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 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 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 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 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 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 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 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 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 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 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 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 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 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 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 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 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 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 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 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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