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 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 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 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 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 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 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 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 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 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 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 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 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 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 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 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 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 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 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 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 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 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 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 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 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 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 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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