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姑且不论孰是孰非，我们从“五四”后没多久就远赴英伦留学的傅斯年的文章《〈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可以读出他对这一段学生运动史的沉痛反省：

　　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什么都不负责任。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生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达到贤人政治一个阶级。……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

　　这种从“五四”政治运动，而折转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另一种转向，却往往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被有意地遮蔽了，若曹汝霖生前曾经读到“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的这一番掏心掏肺的诚恳自白，也许会稍微心安一点吧。

    初二: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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